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曾经说过：“一个正在跟别人说话的人也正在对自己说，否则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的，我们默默地对自己说话，我们自己默默地倾听，但有时也默默地回答。在开始可能的行动之前，这是一种口头检查利弊的方法。

　　当我们不回答自己，而是忽略我们所说的话时，就会产生冲突。例如当我们告诉自己在聚会上不能喝多于两杯的酒，但开始聚会后我们拿起酒杯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米德的心智模型，个体不是直接地意识到自己，而是间接地从他人对自己的普遍观点中意识自己。在自我意识中，有两个领域，即“主格我”和“宾格我”。“主格我”是承接了他人的普遍态度而产生的，但却含有一定的冲动和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宾格我”则充当了审查员，规定了应该采用的那种表达方式。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三层模型 - 超我、自我和本我。超我是社会控制的基础，被视为检查员，类似于米德的“宾格我”。本我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旨在满足基本的本能，表现冲动的情感行为，而自我陷入中间，试图调解本我和超我的目标之间的永久冲突。

　　弗洛伊德的三层结构模型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取得了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简单性和对剧作家的吸引力，可以用冲突的童年情感来解释成年人的爱恨情仇，编剧可以证明匪徒因为一直带着童年时代对父亲的愤怒，所以他枪杀一个联邦探员是把他当作是父亲的短暂替代品来报复。

　　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承诺可以实现自我理解，以及面对强大的超我和反叛的本我加强一个人的自我，但重建冲突的部分需要数年时间，因此成为一项昂贵的任务。此外，还有多位精神分析理论家开始与弗洛伊德决裂，同时兴起了基于刺激-反应的行为疗法。

　　Eric Berne通过提供沟通分析（TA）来解决弗洛伊德的问题，这是一个由成人（自我）、孩子（本我）和父母（超我）组成的三部分模型。在行为疗法成为标准之前，TA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受欢迎。行为疗法提供了快速解决方案，治疗师将他们的诊断与DSM类别的症状结合起来，使保险公司能够根据症状类别确定付费治疗的次数。

　　精神病学家以“不科学”为理由放弃了这些两层和三层结构的模型，DSM分类也是如此，因为这些症状被任意地判断并贴到他们的来访者身上。问题形成和改变行为没有潜在的理论。认知行为疗法基于来访者去挑战自己无意识负面刺激的自我贬低的有意识反应。虽然有意识地自我贬低的思想可能暂时被中断和阻挡，但无意识的刺激仍然存在，只是在未来某个不合时宜的时间发出自我贬低的反应。

　　为了提供基于科学的疗法，许多精神病学家放弃了理论模型并接受了生化方法。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花费数百万美元研究各种药物和药物组合，以应对精神障碍。谈话疗法是可以接受的，但精神科医生主要是开药方的。

　　大约七年前，NIMH不仅停止资助药物研究，而且拒绝承认DSM分类，转而支持生物机制（基因，细胞和脑回路），以及跨诊断谈话疗法。大学研究中心将重点转到遗传学。然而，找到导致抑郁和自杀倾向的基因是一回事，而提供有效的治疗干预则是另一回事。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最近的研究发现，杏仁核和海马之间的脑回路在人们体验到高水平压力时变得特别活跃。虽然存储在海马体中的记忆可以进入意识，但存在于杏仁核中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这一发现表明，杏仁核中存在的早期创伤记忆可能与海马体审查有冲突。

　　作为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米德被认为是社会心理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如果治疗干预在长期内非常有效，则不需要以科学为基础，但有效性的衡量确实需要满足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经验标准。